一、党的八大和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但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面临的全新课题。

　　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形势也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关系中缓和趋向的出现以及世界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刚刚起步的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尖锐地揭露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极大震动。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先后发表关于如何正确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两篇文章，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同时认为，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我们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说:我们从苏共二十大得到的最重要教益是要独立思考，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党的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初步的成果。在这之前，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则是这一探索的开始。

　　1956年2月至4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约集三十多个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座谈，讨论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集中大家的意见，在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报告确定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是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鉴于苏联忽视农业、轻工业，片面强调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不平衡的教训，报告提出今后我国的经济计划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这些思想实际上涉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报告又论述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还阐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及中国和外国等属于政治生活方面的关系。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同《论十大关系》的讨论相联系，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实质是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此前，中央在1月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肯定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分析世界科学技术一日千里发展的紧迫形势后，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这样就初步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论十大关系》提出的许多重要方针和观点，对于后来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说，前几年搞建设主要是照搬外国经验，《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朱德、陈云等一百多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大会正确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些论述，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以后党确定正确路线的基本依据。

　　大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强调要从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实际状况出发，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管理体制方面，要求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限，并调整一些经济管理体制。大会肯定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即:国家与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个体经营、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作为补充。在政治关系方面，强调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在科学文化建设方面，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发展科学和文化艺术的指导方针，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大会还提出了在全国执政的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针，要求更加重视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警惕执政党脱离群众和实际；强调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

　　大会选举产生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97人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选出14名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上述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这次会议对我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八大一次会议后，党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探索:按照大会确定的方针调整若干方面的经济关系和编制1957年经济计划；准备全党整风，正确处理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

　　这期间，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有明显增长，其中还出现人们称之为“地下工场”的较大的个体户手工业和手工工场。1956年12月毛泽东提出:地下工厂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得到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刘少奇认为“地下工场”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周恩来提出: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些搞活经济的新思路，是八大确认的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的政策的新发展，允许一定限度的私人资本主义经营和发展，使之在国家领导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补充。

　　1956年初，党中央和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已经发现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冒进倾向。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种倾向初步得到遏制，但是急于求成的思想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围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经济计划的制定，党的高层领导产生了一些不同意见。在这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该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根据这个精神制定的1957年计划，保证了这一年的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八大以后，还对农业集体经济的内部关系进行了调整。从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浙江、安徽、四川等地出现了包产到户等形式的试验。这是朝着实行生产责任制方向的创造性尝试。此外，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草案，按照八大的要求，适当向地方和企业下放管理权力。

　　调整经济计划和调整经济关系，实质上都是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系统地提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是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以后的事情。